想論述一下馮光遠吳宗憲之戰，因為牽涉到很多面向有很多可以談的，而且在別的國家別的領域也適用。
就個人恩怨來說，整件事因馮光遠批評吳宗憲而起，馮光遠講不出一個合理的解釋或完整的論述自然就是理虧，既然都來了要面對面開戰了自然應該要做好充份準備，不能只是在臉書大聲，所謂知識分子，不只是要會寫，溝通的能力也很重要。
吳宗憲在金鐘獎的發言之所以可以引起共鳴，根本原因為他是產業內的人說產業的事，當然電視是公眾事物，馮光遠要批評也不是不可以，無論在任何一種藝術領域我們都要追求質感，品味，和美，但最好是從大環境或制度面切入，或就自己跳下來做，不然只是一味說應該更努力啊應該更有創意啊如何如何這種道德勸說的角度一不小心很容易就變成一種美學上對通俗文化的鄙視和傲慢。某種程度上金鐘獎的評審發言也是同一邏輯，所以我十分認同吳宗憲所言獎志在鼓勵獎是不應該從缺的，如同今年的花蹤文學獎散文組首獎從缺，言下之意就是包括龔萬輝許裕全在內的全馬來西亞參賽者散文都寫得不怎麼樣，坐在台下看只能有種我也寫散文但幸好我沒參加花蹤的尷尬，那花蹤相對金鐘爭議小也只是因為這是民間出資（金鐘國家出錢不同，花蹤文學獎宗旨是為星洲服務），評審大咖，而且剛好散文組有兩位評審是馬來西亞人，不然反彈力道會更大。
吳宗憲一直講到錢馮光遠好像很不屑，不過錢實際上就是經濟和資本問題。吳宗憲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申論下來指的就是台灣綜藝在國內自由巿場面對強大的競爭但又外銷有限，所以保護主義對發展一產業是有其絕對必要的。馬華文學或馬來西亞華文出版的情況一模一樣，國內七百萬人的巿場沒有受保護要面對中港台的直接競爭，又完完全全幾乎沒有外銷，當然很難做，條件很刻苦當然寫不出什麼好東西，馬來西亞華社自然就只能永遠作為中港台的文化下游。韓國甚至泰國可以在文化輸出成長很大部份得利於他們有自己語文對文化產業就有天然的保護，華文幸或不幸地就是全球一自由巿場，相對起英文更不幸地是全球超過百分九十的華文使用者的人口都在中共治下。面對中國巿場，只要你在產業裡，電視電影也好出版也罷，不可能對那數字不心動，馬來西亞七百萬華人一本文學書很厲害最多賣一千本，台灣這數字變三千，中國直接變十多萬。可是中國不是一個自由巿場，所以你打不進中國（或是得妥協接受它的條件）但又在自己地區得面對中國以資本帶動的強勢文化輸出，（不過必需說我覺得台灣和香港本土土義者要完完全全脫離華文而發展自己的語文體系台文也好港文也罷以抗衡的做法不切實際，死得更快）。
馮光遠作為一政治人物拿吳宗憲口中的＂內地＂做文章是一種取巧，不是一種有格調的作為，因吳宗憲是一藝人，不是什麼國民黨的立法委員，而且他是在談經濟和產業層面，不是在聊統獨。馮光遠指吳宗憲主持費拿太多所以排擠資源也是非常奇怪的邏輯，一個產業裡，一個頂級的從業人員的勞動所得高對大環境是健康而有利的，他的勞動所得高是因為他有吸引資本的能力，而且因為他的成功也會吸引更多勞力進入那個產業裡，如果今天黃錦樹寫一篇短篇小說可以賺三千馬幣，寫一本書可以賺五萬馬幣，那馬來西亞就會有更多人來寫文學也就會有更好的作品了。一個足球員比一醫生賺得多，或一新加坡醫生比馬來西亞賺得多，或在馬來西亞一醫生比一作家賺得多，和職業高不高尚無關，很大程度取決於資本集中多少而已。如果真有資源分配不均，那也是資方的問題不是勞方的問題，為什麼你肯給主持人錢卻剝削其他勞工或省其他預算。
無論在哪個國家哪個藝術領域，美學好像都談了很多，影評，樂評，文學評論都有，可是關於文化產業的評論很少，可能真的是時候多談了，不然在益發全球化的我們這一代，錢和數字對於我們的生活和創作的影響只會更大，不會變小，而且窮和不重視數字真的不是一種美德。中學應該將經濟學列為必修，這絕對和歷史生物數學同等重要。